翁俊权(英文名:Robin,罗宾)是香港人,因曾在香港警队工作,身边的朋友习惯叫他罗宾Sir。
2021年左右,翁俊权带着家人搬至广东省中山市定居。过去两三年,随着港人北上“买买买”氛围愈浓,翁俊权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罗宾Sir内地生活点滴”系列视频也受到香港亲朋好友的关注。
9月28日,翁俊权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今年,港人北上的“购物车”越来越丰富,关于“申请内地社保(社会保险,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成为被咨询较多的话题。经济观察报记者亦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注意到,目前已有不少博主在网上分享关于“港人北上买社保、医保(参保)”等主题的贴文,也有香港网友自述参保经验,并称这是为“回深圳退休”做准备。
9月25日以来,经济观察报记者跟进采访了数位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已申请社保或医疗保险(也称“医保”)的香港居民,并向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中山人社局”)、广东省医疗保障局查询港澳居民在粤参保情况。
9月25日,翁俊权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忆了他从香港到深圳工作、创业,以及最后选择在中山定居、退休的过程。
1991年,当时已经在香港警队工作约五年的翁俊权选择退役,前往厦门大学进修学习。他说,或许是因为在政府部门工作,他比普通香港人更敏锐的感知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意义。
“我的父母也是年轻时从内地到香港打拼,我们心中对内地始终有一份情怀。”翁俊权说,回内地求学是他第一次接触内地,“那时选择从香港再回内地的人不多,如今看来这是改变我人生的决定”。
1993年,翁俊权完成进修回港工作,并进入房地产行业。2000年,翁俊权所在的香港房地产公司进驻内地市场,他被派驻深圳,负责当地市场开发工作。
时间一晃至2019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政策落地,翁俊权接待了很多香港客户,主要考察广州、深圳、中山、珠海的楼市。同期,年过50岁的翁俊权也在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
与翁俊权相似,这群香港客户大多数是40岁至60岁,即将退休或已有退休计划。不同的是,“他们普遍对内地还不太熟悉,就是偶尔到深圳吃个饭”。
翁俊权说,一些警队前同事、香港好友就这样成为他独立策划在内地带“香港考察团”的第一批客户。也是大约2019年,翁俊权相继在香港、内地注册公司,专注为香港人到内地置业提供中介服务。
“2021年左右,我和家里人一起搬到中山定居,两个孩子也过来读书,完全融入中山。”翁俊权说,因为在内地创办公司,他和妻子以公司职员的身份购买了中山市的社保,每人支付大约1500元/月。
过去几年,在中山生活的“幸福感”进一步“肯定”了翁俊权的退休计划。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山与周边的广州、深圳相比,房价相对较低,这大幅度降低了生活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山姆等网红商场陆续开业,其日常生活、购物环境不输香港。
“以前住香港,放假总是想去户外,去哪里旅游,现在觉得在家就特别舒服。”翁俊权说,中山本地居民“讲粤语”居多,所以当地生活环境与香港很相似。而且,随着粤港澳大桥、深中通道相继建成通车,以及“港车北上”等政策落地,往返香港与内地的交通越来越通畅。这些“幸福感”同样吸引着翁俊权的香港客户们。
翁俊权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截至目前,他已服务上百位移居中山退休的香港人。并且,据他所知,当中不少港人也申请了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医疗保险。翁俊权因此特意在“罗宾Sir”多个社交平台账号专门推出了一期内容,讲解港澳台人士如何在内地申请社保,以及使用医保看病的过程。
对此,中山市人社局回复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提到,该局已经注意到港澳居民在中山参保(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数量上升,整体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速度相符,属于正常的数量上升;购买者主要为在中山居住、工作和开办企业的港澳人员。
经济观察报记者查阅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注意到,“港人北上买社保退休计划”涉及广州、深圳等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
广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局曾公布过一组数据:截至2024年8月,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共33.28万人次,较“湾区社保通”上线%。根据公开信息,“湾区社保通”是一项由广东省人社厅推出,完善、提高粤港澳三地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工作的服务措施。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内地医疗服务也是港人北上越来越受认可的一项“消费”。9月28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小红书平台一则近期仍在持续更新的“港人北上买社保攻略”贴文下看到,一位香港网友自称目前在港工作,决定以后退休回深圳养老,已经以深圳灵活就业形式申请深圳社保,每月支付费用1000元。
这位网友同时建议,(香港人)若在内地有养老需求就“供社保”,只想看病方便就“买医保”。
就此,翁俊权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香港的医疗服务相对比较极端,居民可以通过极少费用获得公立医疗服务,但资源紧张、轮候时间长,例如急诊常常要排四五个小时。”
翁俊权称,以治疗白内障为例,通常排期做检查就要等几个月,检查后确认需要手术,很可能还要再等两年。“(白内障)不严重都等到严重了。”他说,如果选择去私人医疗机构,治疗效率高但费用也很高,即使自己在有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下,治疗费用对普通收入群体而言仍然感到有压力。
翁俊权分享自己在中山治疗“眼干疑似白内障”称,他上午在手机上预约附近医院挂号,下午按时就医,总费用88元,自费48元,报销(统筹支付)40元,高效、便宜。
翁俊权同时介绍称,以中山为例,如果港澳台人士在当地工作,公司会直接帮其申请社保,当中已包含医疗保险;如果只是在当地居住而未就业,可以申请当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另据记者采访所知,孙宏睿、叶兴华分别是在广州、佛山创业数年的香港人,两人亦因工作需要申请了当地社保。其中,医保是他们认为内地社保给他们带来的最直接的便利。“社保短期意义不大,医保用的多。”孙宏睿说。
胡先生是一名年轻的香港中医,熟悉两地医疗系统,2023年起以灵活就业形式在内地只申请了深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9月27日,胡先生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他因工作原因经常参与大湾区青年中医交流活动,而自己因贫血、尿酸高,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目前,他在深圳的医保每月支付471.6元,对深圳的就医效率和费用感到很满意。胡先生表示,自己在香港已购买商业保险,但这些定期复查的费用未达到报销门槛,“自费比内地高几倍”。
胡先生对香港医疗服务的整体感受与翁俊权等人一致。“公立医疗资源便宜,甚至比内地便宜,但要排队,一个专科的号要排2年至3年。”胡先生说,对大部分香港居民而言,在深圳购买医保还是比较小众的行为,主要是因为不熟悉相关的政策。
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实施以来,截至2023年底在广东省参加居民医保的港澳人员超过21万人。
9月26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就港澳人员在粤参保的最新情况向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发出采访查询,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复。
无论是在粤创业多年的翁俊权等人,还是熟悉医疗系统的胡先生,他们都认为内地提供的社保、医保服务对港人而言是一项“划算”“高性价比”的福利,甚至特别适合一部分香港人的需要。
胡先生说,深圳医保很适合慢病人群,方便他们定期复诊,或者中低层收入人群,他们想省钱又想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他也提到,相关政策对很多香港人来说还是很陌生,存在“科普不足”的情况。
对此,中山市人社局方面回复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表示,以中山为例,目前港澳居民在内地参保主要根据2020年1月1日实施的《暂行办法》及广东省统一制定的港澳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政策,港澳居民与中山本地居民同参保、同缴费、同待遇。
2019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在上述《暂行办法》公布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曾概括表示,《暂行办法》主要内容包括对“适用人员范围、适用险种、享受待遇、经办程序以及(港澳台与内地)双重缴费等问题”的明确。
其一,《暂行办法》将两类港澳台人员纳入适用范围。第一类是就业人员,包括在内地(大陆)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个体经营等各种形式的就业人员;第二类是非就业人员,包括在内地(大陆)居住但未就业的人员及在校大学生等。
其二,《暂行办法》规定,在内地(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居民应当参加五项基本社会保险。在内地(大陆)居住未就业港澳台居民,可以在居住地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暂行办法》同时表示,相关政策也为未来衔接安排留出空间,会持续改善、提高经办服务。
对此,中山市人社局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目前,其下属单位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仍在积极开展“湾区社保通”工程,主动与港澳牵手,共同推动社保业务“跨境办”。例如,2022年,该局与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等两家澳门社会机构签订服务协议,委托其以业务导办、代收件和咨询答疑等方式为在澳的澳门居民提供社保服务;2023年,中山作为广东省5个试点城市之一与香港工会联合会签订社保服务合作协议,将资格认证、参保登记、待遇申请等7个社保高频事项向香港社会机构延伸,通过委托办理方式,解决香港居民“跨境办”社保业务之困。
中山市人社局进一步向记者解释,除了目前港人感受最明显的医保服务,内地的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而且“活到老、领到老”,养老保险参保缴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年限,就可以终身领取,且待遇有相关调升的机制。并且,相关办理政策很灵活。例如,在申请养老保险方面,港澳人士通过办理居住证就可以在内地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保,无需提供复杂的工作证明等,手续简便。
“其实我也想给父母买(内地)社保,但他们已经超龄,不符合政策条件所以买不了。”叶兴华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他希望粤港两地的互通政策能更开放。
在大连市金普新区和平村附近,一栋两层框架楼伫立在山脚下,四周被黑色院墙环绕,院内荒草丛生。从发黑的水泥墙体、生锈的钢筋、被枯草覆盖的灰砖看,这栋框架楼已停工许久。
王文利从小和父母及两个弟弟在和平村的老房子中生活。2017年,王文利的父亲王德玉去世后,老房只剩下母亲由淑华一人居住。老房年久失修且位于山脚,几个孩子担心暴雨时房子有坍塌风险,想帮助母亲翻建老宅。
2018年至2019年,王文利和弟弟多次拿着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手续,前往村委会、街道办和大连金普新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下称“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咨询申请翻建房子的相关事宜。
彼时,负责农村宅基地审批的金州区农镇办在金州区和大连开发区合并为金普新区的过程中被撤销,宅基地审批职能尚未明确。
2019年10月,新房子还未建成,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对由淑华下发《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责令其于2019年11月1日前自行拆除位于大连金普新区中长街道和平村响水寺23号的建筑物。
此后,由淑华多次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试图将房子建起来。尽管终审法院作出对由淑华有利的判决,但翻建工程至今未复工。
对此,金普新区规划局以“涉密”为由拒绝了经济观察报的采访请求;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相关人员表示,终审判决责令行政部门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在未重新作出决定前,暂不便介绍相关情况。
1964年,18岁的由淑华从大连市西岗区来到大连市金州区和平村插队,并将户口迁入和平村。目前,她身份证上的住址为大连市金州区中长街道和平村响水寺23号。
1967年,21岁的由淑华与当地村民王德玉结婚,并相继生下王文利、王喜宏、王喜岩三个孩子。知青回城政策出台后,由淑华在城里工厂工作了四五年,因身体不好办理病退,又回到和平村响水寺23号居住。
王文利介绍,当时父母只有两间房,因孩子多,重新申请了五间房的宅基地,但因经济拮据,最终仅建四间房。
由淑华提供的老房子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显示,老宅用地面积240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67.7平方米,房屋为砖木结构平层,建筑面积75.9平方米,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人为王德玉。
2017年底,王德玉去世。几个孩子担心母亲独居不安全,希望翻建老房,以后儿孙辈也可以常来陪伴。
2018年11月,王喜岩以母亲由淑华的名义向和平村村委会申请翻建房屋,获得村委会同意。王喜岩向中长街道咨询时得知,金州区乡镇办已于2010年撤销,宅基地审批职能尚未明确。王文利说,当时街道让先翻建房子,等以后再补办手续,但只是口头说,她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此后,他们又向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咨询建设规划手续,但未获得明确答复。
王文利回忆,翻建工程于2019年6月开工;7月11日,因群众举报由淑华涉嫌“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翻建旧房”,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到施工现场拍照取证,并责令停工。
2019年9月17日,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再次到翻建现场检查、勘查,并对王文利等人做笔录。检查结果显示,翻建房屋为两层,总建筑面积480平方米,框架结构,未完工,已停工。
2019年9月29日,大连金普新区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向金普新区友谊国土所出具复函,认定此事由综合执法局管辖;9月30日,友谊国土所向中长街道办事处出具复函,认定翻建房屋涉嫌违反城乡规划法,由综合执法局管辖。
2019年10月9日,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正式立案。该局为金普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称“金普新区住建局”)下属单位。
2019年10月16日,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执法队建议“拆除超建部分”,该建议“经局法制机构审核及局领导同意”。10月29日,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要求由淑华在11月1日前拆除和平村响水寺23号的建筑物。
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经局法制机构审核及局领导同意”的“意见”和最终作出的“决定”前后不一,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未解释原因。
王文利说,其母翻建房屋并非没有申请手续,而是由于当时新区没有相应职能部门,所以无人受理。她承认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翻建房屋,愿意接受处罚并拆除超建部分,但无法接受全部拆除。
由淑华将建筑面积为75.9平方米的老房子翻建成480平方米(这一数字为最初勘查认定,后确认为423.29平方米)是否属于超建,并未出现在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的《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及一二审法院判决书中。
2019年12月25日,由淑华针对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向金普新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决定。2020年3月19日,金州新区管委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决定。
2020年12月,由淑华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下称“金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2021年3月24日,金州法院受理案件。
2021年4月27日,金州法院一审判决撤销上述两份决定。一审法院认为,由淑华虽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翻建房屋,但翻建基于原有合法宅基地使用权。行政机关未认定原房屋违反规划要求,因此即使翻建未经许可,也属较轻违法行为,处罚应区别于乱占农地等严重违法行为。
金州区法院指出,该房屋用途为自住,原有住房年久失修、漏雨。翻建前由淑华已向村委会递交申请,并在行政机关调查时按要求停工。行政机关未能证明翻建对公共利益或他人权益造成严重影响。在此情况下,执法机关应优先采取责令补办规划手续等改正措施,直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对由淑华权益造成过度损害。
此外,金州法院认为,由于审批职能不明确,由淑华翻建房屋申请无人受理,辖区内“未批先建”现象较为普遍,其后果完全由由淑华承担不合理。且金普新区执法队意见为“建议拆除超建部分”,并经局法制机构审核及局领导同意,而最终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却要求“自行拆除全部建筑物”。两者范围并不相同,对权益影响差别明显,违反行政程序内外一致性原则,应属程序违法。
金州法院认定,虽然由淑华“未批先建”的?为涉嫌违法,但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和金普新区管委会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程序违法,应予撤销。
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和金普新区管委会不服,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大连中院”)提起上诉。2022年9月28日,大连中院维持一审判决,并责令执法局依法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大连中院认为,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和金普新区管委会应查清违法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审法院对《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依法予以撤销并?不当,但未责令?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在法定期限内对案涉违法?为重新作出?政?为,“本院予以纠正”。
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仍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辽宁高院”)申请再审。2023年9月20日,辽宁高院驳回请求。金普新区管委会未参与再审。
辽宁高院认为,由淑华曾向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咨询建设规划手续但未获明确答复,也未被告知审批部门,因此是否可通过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的影响尚不确定,不宜简单判定由淑华无法通过改正消除对规划的影响,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024年8月14日,金普新区住建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再次认定由淑华行为属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违法建设行为。“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重新作出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如当事人限期拒不拆除,将依法强制执行;考虑到居住问题,原则同意由淑华在原房屋地址,按原面积、原高度恢复重建。”
2025年4月22日,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向由淑华下发《责令限期拆除决定先行告知书》,拟作出“30日内自行拆除”的行政决定。
直到2025年8月5日,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下达《辽宁省城市综合执法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辽〔02〕〔06〕综执限拆决字〔2024〕第11012号),要求由淑华在30日内自行拆除位于和平村响水寺23号的423.29平方米建筑物,逾期将依法。
根据上述《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由淑华翻建房屋的在建工程若30日内未自行拆除,将面临。9月8日,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电话告知王文利,执法队将进行。
为阻止,9月9日,由淑华向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下称“甘井子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
9月12日,大连金普新区光中街道办事处(2019年底由原中长街道和光明街道合并而成)下发《关于由淑华涉法涉诉违法建设维持现状的通知》要求:一、严禁继续施工,不得以任何理由进入施工现场进行建设、装修、加固或其他可能改变建筑物现状的行为;二、维持现状义务,不得擅自转移、损坏建筑物或相关建筑材料,确保现场保持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状态;三、配合监管检查,我街道将联合执法部门定期巡查,应予配合,不得阻扰。
一位接近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的人士透露,对是否由淑华翻建房屋及是否执行二审判决,金普新区住建局内部存在分歧;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内部曾尝试撤销《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但金普新区住建局内部意见不一,尚不清楚该决定书是否已被撤销。
若甘井子法院立案,程序应中止。9月29日晚,王文利告诉经济观察报,甘井子法院已受理起诉书,尚未出具正式立案通知书;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也未推进程序。
2025年9月25日,金普新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关于由淑华翻建房屋一事,已请示相关领导。因二审判决要求综合执法局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目前仍在履行过程中,尚未正式作出最终处罚。
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金普新区综合执法局将对由淑华翻建房屋行为作出新的处理决定,这是否意味着8月5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决定书》已经失效,金普新区住建局没有给予明确答案。
对于由淑华翻建房屋是否具备重新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条件等问题,金普新区规划局工作人员称,由淑华事情由金普新区住建局主导,如果住建局接受采访过程中需要规划部门配合,届时,他们愿意介绍相关情况。
9月29日晚,国货美妆品牌自然堂母公司自然堂全球控股有限公司(下称“自然堂”)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2024年,自然堂录得营收46.01亿元,这一成绩超过了水羊股份(300740.SZ)的42.4亿元,若自然堂成功上市,将列于国货美妆上市公司营收排名第七位。2024年,自然堂的净利润为2.03亿元,排名第六位。
从自然堂的招股书看,2022年至2024年,该公司营收分别录得42.92亿元、44.42亿元、46.01亿元。自然堂以旗下同名品牌“自然堂”为核心营收来源,这三年,该品牌对自然堂的营收贡献保持在95%左右。“自然堂”定位自然科技化妆品品牌,产品品类包括护肤、个人护理、男士护理、彩妆,价格定位在49-390元。自然堂旗下还有定位敏感肌的功效护肤品牌“珀芙研”、专注中高端抗老品牌“美素”、科技抗光老品牌“春夏”,以及婴童皮肤护理品牌“己出”。
据自然堂招股书介绍,该公司创始人郑春颖于2001年创办上海自然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自然堂生物”),推出旗舰品牌自然堂;2004年其创办伽蓝集团,并收购自然堂生物持有的知识产权。伽蓝南宫ng28相信品牌力量集团继承包括自然堂品牌在内的所有业务。2024年年初,伽蓝集团更名为上海自然堂集团有限公司,由此次申请上市的主体公司自然堂全资控股。
但自然堂的净利润在2024年出现波动,2022年至2024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39亿元、3.12亿元和2.03亿元。对于2024年净利润同比下滑超三成,自然堂在招股书中未作解释。
招股书进一步显示,2024年其销售及营销成本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具体来看,2024年,自然堂销售及营销成本为27.17亿元,同比增长12%,约占其全年收入的59%。2023年的销售费用为24.06亿元,同比下降约1.6%,占全年收入的比重为54.2%。
横向比较,国货美妆上市公司十强中,水羊股份的2024年销售费用为20.79亿元,占营收比约为49%;排名第一位的珀莱雅销售费用为51.61亿元,占比约为47.9%。自然堂2024年的销售及营销成本仅次于珀莱雅、上美股份和贝泰妮,位于国货美妆上市公司第四位。
最新招股书显示,自然堂的另一个变化在于线上渠道的布局。该渠道收入从2022年的25.6亿元上升至2024年的31.62亿元,占全年营收比重从59.7%升至68.8%。招股书写到,自然堂于2021年7月启动“一盘货系统”,该系统将仓库、经销商与终端零售点放在同一系统中运营,线上线下渠道得以同步追踪存货,提升供应链效率。自然堂认为,“一盘货系统”能够强化DTC(直接面向消费者)能力,优化销售网络。
目前,“一盘货系统”的DTC成效已有所显现。招股书显示,自然堂的线上渠道中,线上直营门店的营业收入从2022年的18.2亿元上升到2024年24.4亿元,对全年营收的贡献从42%上升到53%。存货周转天数从2022年146.6天缩减至2025年上半年的103.1天。
自然堂的招股书中仅明确了融资所得款项的核心用途方向,未披露具体募集资金金额及各用途对应的资金占比。具体用途方向包括:加强销售渠道DTC能力、丰富品牌矩阵及增加品牌曝光、投资研发及产品开发等。
9月30日,针对净利润变化、上市后计划等问题,经济观察报向自然堂发去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暂未回复。
房地产“止跌回稳”政策信号持续释放,房地产市场正处在深度调整与政策松绑的关键交汇点。“这不是快速反转,而是政策托底、需求修复与市场调节共同作用的渐进式软着陆。”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融资总部总经理、博士后合作导师范为说。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松绑限购,释放稳楼市强烈信号,但市场仍面临深层考验:房地产市场修复需居民收入预期、价格信号与宏观经济基本面协同发力。范为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底”向“市场底”传导的关键阶段,随着限购松绑等优化政策密集出台,政策工具箱持续发力,已经为市场构筑坚实的托底基础,市场预期随之稳步修复。
范为同时提醒,房地产企业要穿越周期,必须坚守稳健财务结构,严控负债水平,保障现金流安全,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推动商业模式由“高杠杆开发”向“高效率运营”转变。
经济观察网:近期多个城市松绑限购,旨在巩固“止跌回稳”态势,实现房地产“止跌回稳”需要多久?
范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将呈现渐进式复苏态势。当前政策组合已形成有效托底,预计核心城市将在未来1—2个季度内率先显现企稳迹象,能级较低城市则需要更长时间化解库存压力,实现全面市场回稳与信心重建将是一个持续深化的过程。
本轮政策松绑主要着眼于需求端修复,通过释放合理住房需求与改善市场预期推动市场回暖,但市场信心的实质恢复仍需政策效应与居民收入预期、价格信号转变及库存去化进度等多重因素形成合力,并依赖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协同支撑。因此,“止跌回稳”并非快速反转,而将表现为跌幅收窄、逐步软着陆的稳健修复过程。
范为:当前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底”向“市场底”传导的关键阶段。随着限购松绑等优化政策密集出台,政策工具箱持续发力,已经为市场构筑坚实的托底基础,市场预期随之稳步修复。从市场结构看,不同能级城市分化态势明显。核心城市对政策反应更为敏锐,已率先出现成交量企稳回升的积极信号;部分二线及三四线城市仍处于探底过程,展现出本轮复苏的梯度特征。随着行业风险有序出清,叠加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改善,市场有望逐步建立新的平衡状态。
总体来看,当前“止跌”的政策信号明确有力,市场正在积蓄内生回稳动力。虽然全面价格回升尚需时日,但企稳向好的趋势已初步确立,为行业平稳过渡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济观察网:各地的房地产松绑政策不断落地,从政策的落地效果来看,您认为效果如何?
范为:本轮房地产政策优化已初步显现“企稳分化、温和复苏”的积极成效。核心城市凭借其坚实的产业基础和持续的人口流入,对政策反应更为敏锐,改善型需求有序释放,成交量率先企稳回升,为整体市场注入了稳定预期。不同能级城市间表现分化,部分城市库存压力仍需时间化解,这正体现了市场自我调节与结构优化的自然过程。总体来看,当前政策以“精准托底、防范风险”为主要导向,已有效遏制市场下行势头,实现了阶段性的“止跌”目标。
全面“回稳”仍需耐心,随着政策持续显效与经济基本面稳步修复,市场信心有望得到进一步巩固,为行业实现软着陆和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范为:当前政策正通过“需求激活—库存优化—预期引导”的递进路径为房价企稳提供有力支撑。首先,在信贷端,通过降低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等方式,有效降低居民购房门槛与资金成本,直接激发改善型与置换类需求释放。其次,在交易端,通过放宽限购、限售等限制,精准调节区域供需关系,加快库存去化,促进市场流动性与健康度提升。最后,在预期端,以持续且协调的政策信号扭转市场情绪,逐步修复购房信心,引导刚需群体有序入市,夯实房价稳健基础。这一传导机制的核心在于通过流动性注入与预期管理打破房价下行的负向循环。虽然政策效果会因区域供需差异而呈现分化,但随着政策持续显效与经济基本面的稳步改善,市场有望逐步夯实价格基础,实现可持续的企稳回升。
经济观察网:与以往的房地产松绑政策相比,当前的“止跌回稳”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范为:当前“止跌回稳”面临的主要挑战,源于“供给端风险有待化解”与“需求端基础减弱”并存,加之“市场矛盾转变”。在供给端,房企的债务重组逐步推进,但部分企业仍面临流动性压力,导致期房交付信任机制尚未完全修复,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制约了政策效果的显现。在需求端,居民部门对未来收入预期仍偏谨慎,加杠杆意愿与能力有所减弱,政策刺激的边际效应呈现递减趋势,制约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释放潜力。此外,市场的主要矛盾已从总量短缺转向结构性过剩,部分城市库存去化周期较长,供需失衡问题难以单靠短期政策调整迅速化解,价格回升仍缺乏坚实支撑。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化解,正推动行业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经济观察网: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强调双轨制与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范为: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政策导向正在深刻重构房地产行业的底层逻辑,推动市场从“增量扩张”迈向“存量提质”与“结构优化”的新阶段。这给房地产带来机遇,“保障轨”加速建设释放出大规模政策性住房需求,为具备代建能力与精细成本控制的企业开辟了广阔市场空间。同时,“市场轨”下商品房逐步回归居住属性,改善型需求持续引领市场,推动产品向绿色、低碳、智慧化升级,为注重产品力、服务品质与资产运营的企业提供差异化发展契机。此外,城市更新则推动存量资产价值重塑,激活智慧社区、节能改造、适老化转型等产业链机遇,尤其利好具备全周期管理能力和综合解决方案的服务商。
当然,挑战同样十分巨大。保障房对刚需商品房市场的分流效应或使普通住宅承压,房企需要重新明确客群定位与发展策略;城市更新项目周期长、资金需求大,且涉及复杂产权整合与多元利益协调,对企业资本实力与综合管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行业盈利模式亦面临深刻转变,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租赁保障、长效运营等新模式回报周期较长,企业短期面临财务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亟需提升精细运营、资本协同与创新服务能力,以应对这场深刻转型。
范为:企业需通过战略转型与能力重构穿越周期,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首先,精准战略定位。企业应积极把握政策导向,主动优化业务模式,可选择成为保障性住房领域的稳定供应商、市场化赛道的精品开发商,或聚焦存量资产的运营服务商,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其次,强化产品与服务价值。围绕客户改善型需求,推进绿色、健康、智慧住宅产品的研发创新,并延伸至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构建用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增强品牌溢价与客户黏性。再次,提升资本韧性。
必须坚守稳健财务结构,严控负债水平,保障现金流安全,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推动商业模式由“高杠杆开发”向“高效率运营”转变。唯有将核心竞争力从资源驱动转向运营与服务驱动,培育覆盖开发、改造、租赁、服务的一体化运营能力,完成由开发商向城市服务商的角色蜕变,才能构筑持续稳定的收益基座,在新周期中行稳致远。
经济观察网:近两年,REITs发行加速,这一趋势对房地产行业的融资模式哪些具体影响?
范为:基础设施公募REITs发行加速为行业提供了多元化融资渠道,减少了对传统银行信贷的依赖,转向资产证券化模式。具体而言:通过“公募基金+ABS”的结构,REITs帮助企业募集长期资金,降低权益融资成本,截至2025年9月末,77只REITs累计募集1966.19亿元,带动新增投资超过700亿元;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杠杆率,例如招商蛇口租赁住房REIT募集13.635亿元,通过出售资产权益回笼资金,减少项目投入,避免信贷依赖,改善资产负债表;支持了专业机构投资者的深度参与,如保险资金和养老金,提供长久期、稳定收益的投资选项,给予投资人新的投资品种,分享基础设施不动产的收益,推动重资产持有企业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型。
范为:REITs加速了存量资产的证券化和循环利用,形成“建设→发展→REITs退出→再投资”的闭环,避免盲目抛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拓展了底层资产范围,从基础设施扩展至消费基础设施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截至9月24日,公募REITs累计募集1991.5亿元,其中消费基础设施类251.94亿元,仓储物流类211.21亿元。潜在市场规模达4万亿~12万亿元。可盘活的资产范围逐步增加,并从试点转换为常态化。
第二,提升了资产周转效率,例如华夏华润商业REIT以青岛万象城为底层资产,通过SPV出售实现退出,资金回笼后投入新项目,形成开发-运营-退出的良性循环。2022年20只REITs中14只可分配收入完成率超100%,最高达142%。
第三,为企业提供了权益融资新模式。与过去债性银行贷款、ABS等融资不同,基础设施公募REITs为资产上市,为真权益融资,无偿债压力。
REITs加速也给市场带来了信心。REITs发行增强了投资者参与度和市场稳定性,推动行业转型预期。具体表现为:第一,提升估值吸引力和分红回报,2023年经营权类REITs中债估值IRR均值7.7%,产权类现金分派率4.2%,累计分红约60亿元,增强投资者信心。原始权益人自持比例37.75%,显示长期看好。从分派率和二级市场表现均达到了预期效果,投资者踊跃。第二,改善了二级市场流动性,日均换手率1.31%,高于新加坡和美国,政策推动常态化发行和互联互通,吸引境外投资者。第三,稳定了市场预期,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通过REITs支持土地收储和存量房收购,提振行业信心。REITs避免房企抛售资产,帮助止跌回稳,重建市场周期。
经济观察网:今年两会明确提出“好房子”概念,强调品质升级。您对房地产行业和企业围绕“好房子”的创新方向有何建议?
范为:今年两会提出的“好房子”概念,为正处于深度调整期的房地产行业指明了方向。这不仅仅是满足基本居住需求,更是对住房品质、功能和服务的一次全面升级,是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益”的关键契机。对于房地产行业和企业而言,围绕“好房子”进行创新,我主要有三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转向结构化升级,深化产品力。当前,中国住房市场的核心矛盾已从“有无”转向“优劣”,需求结构正经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的深刻裂变。这要求企业必须摒弃过去面向“标准件”的大规模生产思维,转而精准服务于不同群体改善型、个性化乃至定制化的需求。创新方向应是对市场进行精细化分层:为年轻家庭打造成长型空间,为老龄人口嵌入适老性设计,为高端人才提供绿色健康与智慧化的居住解决方案。这不仅是产品竞争,更是商业模式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的根本性变革。
第二,以绿色、健康与智能技术,构筑核心竞争力。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上下游相关产业达60多个,其自身的“科创力”提升至关重要。将绿色低碳技术、健康建筑理念与真正实用的智能科技深度融合于住宅产品,其意义在于:微观上,它降低了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能耗与维护成本,提升了居住者的健康资本与工作效率;宏观上,它驱动了建筑产业的技术升级,拉动了绿色建材、新能源、数字技术等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在住有所居领域的具体体现。
第三,重塑价值链,从“开发商”转型为“综合服务商”。“好房子”的内涵覆盖房屋的全生命周期,包括高品质的物业服务、丰富的社区配套以及持续的资产维护。企业需要超越“一锤子买卖”的开发销售模式,积极向“开发、建设、运营、服务”一体化转型。通过打造优质的社区商业、康养、托育等生活服务,以及提供房屋维护、资产管理的专业解决方案,构建与业主的长期信任关系。这不仅能创造持续的现金流,更是企业穿越周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
根据企查查最新信息显示,力高(山东)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9月30日正式更名为力高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注册资本由31300万元增至36386.2501万元,新增5086.2501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该公司本月内第二次增资。此前的9月20日,其注册资本已由4226.2745万元大幅增加至31300万元。
力高新能源专注于电池管理领域已逾十年,产品覆盖电动乘用车、商务车、专用车及储能等多个领域,具备丰富的量产项目经验。
在资本运作方面,该公司曾于2023年6月26日申报创业板IPO并获得受理,至2024年7月26日已完成第二轮问询回复。然而,2024年8月19日,因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撤回申请,深交所决定终止其上市审核。
股权结构显示,公司历经8轮融资,现有股东24名。其中烟台揽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0.8953%;中国石化集团持股6.4159%,万华集团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持股3.9116%。
公司董事长王翰超先生,1976年4月出生,北京大学理学学士,曾先后在上海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任职,在华为期间曾任代表处副代表、全球交通行业系统部部长等职务。
涉及12.8万名中国投资者,涉案金额近500亿元的英国最大比特币洗钱案有了最新进展。
据界面新闻报道,英国时间9月29日,英国史上最大规模比特币洗钱案主犯钱志敏在伦敦出庭受审,当庭承认关于比特币洗钱,非法持有、转移犯罪所得财产等相关指控,英国检查署启动民事追偿程序。
钱志敏也是8年前天津蓝天格锐非法集资案的幕后主谋,曾承诺给投资人“三世富贵”。该案涉及6.1万枚比特币,按9月28日市价价值约480亿元人民币。
从2024年5月首次庭审直到本次庭审前,钱志敏一直否认相关指控。钱志敏的律师表示:“钱志敏否认所有犯罪行为指控,并积极抗辩此案。”
首次出庭时与她一同受审的还有一名叫“Senghok Ling”的同案被告,后者对一项在明知是犯罪财产的情况下参与洗钱的指控同样拒不认罪。
29日,在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钱志敏决定更改之前的抗辩主张,承认了“持有犯罪所得财产”罪名和“转移犯罪所得财产”罪名。钱志敏目前已被羁押,等待宣判,宣判日期尚未确定。
据报道,在被捕前的5年间,钱志敏一直在 “逃避法律制裁”,此案的调查涉及多个司法管辖区,过程十分复杂。
鉴于钱志敏已认罪,英国方面随即启动了财产没收程序。同时,受委托的律师已经帮中国债权人向英国高等法院提交了民事追偿申请。英国检察署也表示,该机构已就英国从钱志敏方面冻结的资产启动民事追偿程序,在该程序进行到《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81条所规定的进展之后,才会进行国家间的接触。
该案的审理过程备受关注,原因在于钱志敏是8年前天津蓝天格锐非法集资案的幕后主谋。此次庭审预计将持续12周,在中英两国司法合作框架下,期间将有中国办案警官亲赴伦敦出庭作证,多名中国受害者将在天津的法院远程视频出庭作证。
8年来,被卷入其中的12.8万名中国投资者一直在积极追偿,但却始终面临跨境追债,虚拟货币权属、价值转换等多重困境。
蓝天格锐成立于2014年,最初以“买矿机挖矿”为噱头吸引投资人。2017年7月,公司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天津警方查封。据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通报,蓝天格锐三年多吸引12.8万名投资人,涉案金额达430亿元。
彼时,中国七部委联合叫停了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全国共立案侦办非法集资案件8600起,涉案金额超亿元的案件达50起,蓝天格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资金最多。
据《金融时报》报道,案发后,钱志敏于2017年9月持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进入英国,随身携带一部装有加密钱包的笔记本电脑,该钱包内存有事先通过下属的火币账号转出的比特币。后来,她雇佣华裔女性温简作为助理,并协助其将比特币兑换为现金,帮助钱志敏在伦敦购置豪宅、在迪拜购置房产。巧合的是,英国金融监管局开始打击通过加密资产洗钱的犯罪行为。
2018年,钱志敏和温简试图直接用比特币购买一幢价值2350万英镑的豪宅,最终因资金来历不明而引起了警察关注。2021年,英国警方查获了钱志敏的6.1万枚比特币。
随后温简被警方拘捕,但钱志敏提前逃匿。有意思的是,据界面新闻报道,钱志敏在躲避追捕时曾计划投资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东欧微型“国家”利伯兰,打算在当地获选“领导人”,并建设欧洲最大的佛教寺庙、机场后获得外交豁免权。利伯兰自称,要通过加密货币投资来打造欧洲的避税天堂。
钱志敏于2024年4月在英国归案,并在5月22日以张亚迪的身份与Senghok Ling一同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首次出庭。2024年7月10日,英国高等法院正式受理了中国债权人针对蓝天格锐的清盘申请,这标志着这起跨境诈骗案进入了一个新的法律阶段。
由于蓝天格锐案涉及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资产,变现过程更具挑战性,可能需要通过加密货币交易所或拍卖平台进行。然而,由于涉及大量债权人和比特币价格的波动,资产分配可能耗时数年,且最终追回的金额可能远低于预期。一位蓝天格锐受害人表示,对于接下来能在多大程度上追回损失,他们也都心里没底。
不过,在上述民事追偿程序结束,或高等法院发出进一步命令之前,这些资产会一直保持冻结状态。
9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推进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关工作。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规模共5000亿元,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分析,本次5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有望撬动投资约6万亿元。相当于2024年基建投资总额(宽口径,24.9万亿元)的24.4%。预计政策工具落地后,三年内每年可推动基建投资增长3至4个百分点。
一位地方政府投融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在当前地方财政比较紧张的情况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当资本金,能够缓解地方政府投资的资金压力,未来这些资本金或许还可以实现债贷联动,以5000亿元的项目资本金,再匹配金融机构的项目融资。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对投放项目的要求也较高,比如项目需在今年能够开工并形成实物工作量,且具备收益、举债能力与偿债能力相匹配等。这些项目的落地,将对当前面临较大压力的经济增长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上述地方政府投融资人士说。
“我们了解到,地方政府部门已经储备了多轮符合条件的项目,既有传统基建类、消费基建类项目,也有大科技类、绿色低碳类以及物流类项目。从投资方向来看,感觉与超长期国债的投资方向很接近。”上述地方政府投融资人士表示,这也与近几年国家投资方向高度吻合,意味着未来政府投资会更精准。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政策工具之所以选择在这一时间点“积极推进”,主要是为了扩大投资。当前可以看到,受外部环境波动、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地方政府广义财政收支较为紧张等因素影响,近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前8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0.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累计同比增长2.0%,全口径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增长5.4%。增速分别比去年全年下行2.7、2.4和3.8个百分点。
“考虑到美国高关税政策对全球贸易及我国出口的影响,可能在四季度进一步体现;加之上年同期一揽子增量政策带来的高基数效应,四季度加力稳增长、稳就业的必要性上升,其中扭转投资增速下行势头尤为迫切。”王青说。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李超表示:“我们正在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将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到具体项目,后续将督促各地方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推动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据王青判断,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为资本金,将主要投向基建领域,重点解决因地方财政偏紧导致部分项目建设面临的资本金不足问题,进而带动银行配套贷款投放。“我们估计,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仍将由三家政策性银行分别出资,但与此前这类政策工具重点支持‘铁公基’等传统基建项目不同,此次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消费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体现扩投资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目标。此外,财政有可能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提供贴息,这也是与以往类似政策工具的不同之处。”
4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及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会议强调,要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设立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科技创新、扩大消费、稳定外贸等。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多地密集召开相关政策宣讲会或对接会,引发市场关注。
9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下半年工作时也提到,将加快设立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显示,7月23日下午,杨韶欣副主任主持召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谋划推进会。会上,国开行山西分行、农发行山西分行、进出口银行山西分行三家政策性银行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相关开展情况,11市发展改革委和省国资委介绍了项目谋划储备情况,并就项目谋划、储备、申报等问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8月13日,广东省梅州市高新区举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政策宣讲会。会议指出,要精准对接国家战略,认真研究国家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支持重点和申报要求,围绕园区主导产业、基础设施短板以及企业发展需求,精心谋划包装一批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带动性强的优质项目。
或许有一天,大部分的工作岗位会被人工智能机器人取代,届时税收与社保收入该从何而来?
近十年来,众多专家学者与企业界人士已注意到机器人替代人工的趋势,特别是在近些年机器人使用率大幅提升,一个关键问题越发凸显:当机器人替代人力后,能否像对个人征税那样对其征税,又或是否有选择其他方式补充税源?
9月22日,经济观察报就征收“机器人税”征收的相关问题,专访了韩国仁荷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英顺。金英顺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税务诉讼、国际税务以及遗产税。
金英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尚无任何国家或地区以任何形式实施过“机器人税”。但也有一些地方提出过类似建议。2017年,欧洲议会曾讨论过“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和“对机器人征税”的可能性;旧金山也曾提议设立地方性的“机器人税”,用于资助劳动者相关项目,不过这些提议均未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各类“机器人税”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提议的目标相似——即实现公平与社会保障,但采用的方式差异很大,涵盖从直接征税到减少相关激励措施等多种形式。
金英顺表示,当自动化技术推动价值从劳动者向资本所有者转移时,社会将损失一部分所得税基数和社保缴费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税”就像是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它能让我们能更公平地分享自动化带来的收益,用于资助技能劳动者再培训计划、维护社会安全体系。换句话说,征收“机器人税”并非要惩罚企业的创新行为,而是要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社会包容同步推进。
经济观察报:从国际税收研究的视角来看,你认为“机器人税”的征收对象应如何界定?是针对物理机器人本身、其软件系统,还是基于它取代人类劳动力后所提升的“超额生产率”征税?
金英顺:我认为最务实的做法,是关注技术实际产生的效用,而非其外在形态。当机器、软件或自动化系统接管了原本由人力完成的工作时,将其纳入征税讨论范畴是合理的。这种界定方式不仅能涵盖实体机器人,还包括人工智能算法和云端自动化系统。
从理论上看,对“超额生产力”征税看似公平,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找到统一、精准的衡量标准。简单来说,我们应从能明确识别的对象入手,比如那些内嵌人工智能,且显著替代人力的机器人(特别是制造和服务类机器人)。
经济观察报:当企业借助自动化获得巨额利润时,其对社会的责任是否应超越“创造就业”?你认为“机器人税”是否在重新构建21世纪的社会契约,也就是寻找资本、技术与社会福利之间的新平衡点?
金英顺:确实如此。当自动化推动价值从劳动者向资本所有者转移时,社会将损失一部分所得税基数和社保缴费收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机器人税”就像是重新协商社会契约的现代工具,它让我们能更公平地分享自动化带来的收益,用于资助技能再培训计划和维护社会安全。
换句话说,这不是要惩罚企业的创新行为,而是为了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稳定、社会包容同步推进,让技术创新真正引领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随着AI(人工智能)机器人逐渐具备自主决策能力,未来是否有可能赋予其某种法律主体地位?若真如此,机器人是否应像公司一样承担纳税义务?这会带来哪些伦理与治理挑战?
金英顺: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许多法律学者对此进行了讨论,但在我看来,目前这种讨论还为时过早。本质上,责任和税收应当由掌握技术并从中获利的人和公司承担。对于是否应当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首先应当在民法框架下作出认定。纵观人类历史,赋予法律人格性一直是政策判断的问题。例如,新西兰等国家在近年来赋予了山川河流法律人格。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存在政策需要,机器人也可能会被赋予法律人格。
经济观察报:目前全球范围内,有哪些国家或地区已正式提出或试点“机器人税”政策?这些政策在立法初衷和征税方式上有何异同?
金英顺: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以任何形式实施过“机器人税”。但已有部分地方提出过类似建议。2017年,欧洲议会曾讨论过“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及“对机器人征税”的可能性;旧金山也曾提议设立地方性“机器人税”,用于资助劳动者相关项目,不过这些提议从未真正落地。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各类“机器人税”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提议的目标相似,即实现社会公平与保障社会福利,但所采用的方式差异很大,涵盖从直接征税到减少相关激励措施等内容。
经济观察报:2017年8月,韩国政府通过修订税法,将工业自动化设备的税收优惠从最高7%降至2%,当时韩国出台这一决定的考量是什么?实施效果如何?对其他国家有哪些借鉴意义?
金英顺:2017年,韩国降低了对自动化设备投资的税收抵免比例,一些媒体将其称为“全球首个机器人税”,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根据《税收特例限制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韩国长期以来一直通过不同的税收抵免比例推动自动化发展,不同规模的企业抵免比例有所不同。2017年的改革仅针对大中型企业——降低了它们的抵免比例,小型企业的比例保持不变,政策初衷是“放缓过快的自动化进程”。
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措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器人税”,因为它只是减少了过度的税收优惠,并未将节省的财政资源用于支持被替代的劳动者。后来,韩国恢复了中型企业的自动化设备税收抵免比例;2021年又推出一项新方案,将中小企业的相关抵免比例提高至最高12%,(包括机器人设备投资)。同时,韩国还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提供了大量研发税收抵免。总体而言,韩国的做法更强调鼓励私人投资和机器人应用,而不是对自动化进行征税。
经济观察报:支持对机器人征税的一个核心论点是,自动化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进而削弱所得税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收入基础。你认为“机器人税”在理论上主要是为了弥补国家税收流失、抑制自动化过快发展,还是为全民基本收入等新社会政策筹资?
金英顺:我认为征收“机器人税”有三重目的:第一,当自动化导致个人工资下降时,“机器人税”有助于弥补这部分税收流失;第二,如果自动化发展过快,引发社会动荡,“机器人税”可以起到温和的“刹车”作用;第三,它可作为专项资金来源,为劳动者再培训项目,甚至为全民基本收入试点项目提供支持。
简单来说,其目标并不是限制技术创新,而是通过这部分税收帮助人们适应技术变革,并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如果一个国家单方面开征“机器人税”,可能会担心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资本和技术向税率更低的国家外流。你认为在缺乏全球共识的情况下,有效的“机器人税”是否必须通过类似“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国际协调来实现?
金英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当前各国支持技术创新,普遍推出了各种税收激励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只有一个国家采取“机器人税”政策,企业可能会将生产或自动化中心转移到海外。因此,即使一开始只是“软性指导”,国际协调也会非常有帮助。我们不需要各国制定完全相同的法律,但确实需要共同的规则来防止陷入“恶性竞争”。
经济观察报:除了直接对机器人征税,国际上是否还在探讨其他政策选项?具体有哪些方向?
金英顺:替代方案其实有很多。一些选项包括:取消过度优惠的资本折旧政策、通过工资补贴或税收抵免来鼓励雇佣、建立由雇主出资的培训基金。还有一些想法涉及“自动化红利”,或者将社会缴费从工资转向消费税或资本税。换句话说,直接征收“机器人税”只是众多政策中的一种,它既可以与这些措施协同使用,也可在其他政策能更顺畅实现目标时,成为补充方案。
经济观察报:自动化、智能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截然不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征税可能会延缓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进程。我们是否需要构建一个差异化的全球框架?例如允许发展中国家暂缓征税以吸引投资,由发达国家率先试点?
金英顺:当然可以。发展中国家仍然高度依赖制造业发展和外国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若过早征收自动化税可能会降低自身对外资的吸引力,进而减缓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速度。因此,分阶段实施可能是最合适的方案之一——给发展中国家更多时间,或者在税收适用之前设定更高的门槛。发达国家则可以率先试行该制度,因为它们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换句话说,公平也意味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体的起点不同。
经济观察报:在跨国企业广泛部署机器人技术的背景下,如何防止“机器人税”成为新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工具?
金英顺:核心在于将“机器人税”与“自动化实际使用地”挂钩,而非仅仅与“企业利润入账地”绑定。这意味着需要要求企业报告自动化部署的具置、对就业的影响以及当地生产力提升的情况。
正如经合组织(OECD)在“数字税第一支柱”谈判中所做的那样,通过国际合作重新分配各国征税权至关重要。简单来说,要让“机器人税”既公平又难以被规避,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透明度规则,同时纳入符合BEPS原则的保障措施。
1930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作出预测:100年后,劳动生产率会提高8至10倍,每人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
到那个时候,“经济问题”可能得到解决,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将是如何消磨时间。
如今,随着AI(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和机器人产业化曙光初现,凯恩斯所预测的“人从工作中解脱”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但与此相对,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税收专家更担忧“机器人替代人力”引发的就业问题,而解决的思路之一就是向机器人“征税”。
韩国仁荷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英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将催生新职业、改变工作内容,但从短期内来看,就业市场大概率会受到负面冲击。与以往不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替代人类的判断与决策过程,或使办公、行政乃至专业领域的岗位面临风险。因此,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与税收政策方面也需作出相应调整。
2025年,金英顺在8月份召开的中韩税法国际研讨会上,以《AI机器人税:税收哲学的核心争论和政策推演》为题发表演讲,认为AI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大量失业,政府需要通过“机器人税”为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活及失业者的再就业提供积极的财政支援。她提出,“机器人劳动者”应当被纳入现行税收体系,“AI机器人税的引入需要国际统一的定义及国际合作,针对机器人技术开发的税收激励措施也可能导致有害的税收竞争。”
韩国是全世界机器人密度最高的国家。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2024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3年每万名员工中配有1012台机器人。2023年,韩国每万名员工中配有1012台工业机器人,其机器人密度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作为对比,根据这份报告,2023年全球平均机器人密度再创新高,达到每万名员工配有162台机器人,是七年前的两倍多。
金英顺说,机器人产业是高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带来的资本回报率远高于雇佣人力,因此资本将向资本拥有者进一步集中。
长期从事税务实践的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永青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正如一位人工智能先驱所说,“如果机器学不会善良,那么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就是灾难”。从税法的平衡角度,再分配本身就是人类社会的善良和对所有人最真实的保障。
一位机器人板块的上市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当前机器人产业还需要扶持发展,而且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的重要载体,目前讨论征收“机器人税”为时尚早。他认为,当前应该像扶持新能源产业一样扶持机器人产业。
但在研究者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征税本身,还包括建立一种更关键的意识:需要以一种更普惠和公平的方式推动这轮技术革命。
叶永青认为,从公共经济再分配的角度来看,对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开征“机器人税”,以此平衡经济发展对社会稳定的冲击,似乎确实是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税收本身的目的就是通过再分配,纠正经济自然竞争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性;而机器人的出现,实际上会重新打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议价平衡,也就是机器人虽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但在缺乏二次调节的情况下,这种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分配成果完全向资本倾斜,劳动者本质上会在分配中出局。这一点在平台经济的收入分配中已体现得十分明显:在资本(包括数据、技术)和劳动之间,分配是完全倾向于前者的。
金英顺判断,曾经有人用“汽车代替马车”的历史趋势,说明技术进步本身会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但此轮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经济变革,与工业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解决机械的问题。因此,人类作为唯一的“智脑”具有不可替代性,所有机械都只是辅助工具,一切发展仍围绕人的劳动展开;而人工智能加持下的机器,已展现出完全摆脱“人”的特征,加上长期经济发展推高人力成本,与之相对的机器成本却在快速下降,未来社会生产中,“机器替代人类”的效应可能性会大大增强。
她说,若AI机器人大量替代人类工作岗位,引发大规模失业,政府为保障失业人员的最低生活需求及再就业准备,将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求,以“机器人税”作为新税源的讨论才逐步展开。
虽然目前尚无国家正式立法征收“机器人税”。但在现实层面,向机器人征税这一看似带有科幻色彩的理念,已进入部分经济体管理者的议事日程。
2017年,欧盟就曾否决过“机器人税”。据路透社报道,欧洲议会议员呼吁在欧盟范围内立法,为机器人的开发和部署制定道德框架,但同时否决了一项关于征收“机器人税”的提议。
2017年2月,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曾表示,政府应对代替人类工作岗位的机器人征税,提出“如果人类在工厂中创造5万美元的产值,赚到的钱要缴税;如果机器人来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应该以类似税率对机器人征税”。
美国个别州政府已有立法提案。例如:2017年8月,旧金山一位市议员提议设立“未来就业基金”(JFF),并提出征收“机器人税”的立法建议。其核心内容为:对引进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工岗位的公司征税。所征得的税收将用于支持劳动者的转岗、职业培训,并可作为基本收入制度的财政来源。
不过,这一议题面临的主要质疑,即可能对机器人这一新兴产业的普及形成制约。如何在征收“机器人税”的同时,不影响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叶永青说,税收的平衡作用不仅取决于征收,还取决于如何重新投入资源的平衡,而经济的平衡更是一个复杂的因素。征税也会导致对经济发展本身的限制,“机器人税”会降低机器人普及的速度。即使要开征“机器人税”,也要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背景下,公平和效率之间本来就是矛盾的,需要一个更精细的平衡。
对“机器人征税”的实现形式有多种,比如部分地区通过减少机器人行业的税收优惠,或直接提高该行业的税率,这些举措都可被视为一种“征税”。
2017年,韩国失业率创下17年来新高,韩国政府认为这一现象很可能与机器人使用量过高有关,于是决定降低自动化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削弱企业投资机器人的意愿,转而鼓励企业雇佣更多人类劳动力。尽管韩国政府没有直接开征“机器人税”,但该政策同样针对工业自动化问题,本质上相当于变相增加了企业使用机器人的成本。
叶永青说,征税对象可以是机器人的生产者,也可以是使用者;税目既可以是类似所得性质的利润税,比如超额利润税,或是流转和使用中的交易税、财产税等;征收方式可以是一次性,也可以持续进行;最后,征税的收入可以作为一般税收收入,也可以作为特定的财政收入用于定向用途,比如对自动驾驶的税收,用于司机的再就业和培训。“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从平衡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必须考虑税收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因此税率不应过高。若要对相关所得征税,应采用针对超额利润的征税方式,核心目的是在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适度缓解‘机器替代人力’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举个例子,未来可对机器人工厂超过20%的利润部分,额外征收10%的超额利润税,这笔税款定向用于补充失业保险资金、提升失业保险支付能力等。”叶永青说。
金英顺表示,目前已提出的“机器人税”或“自动化税”方案,形式不少于11种,具体包括:企业用机器人替代人工并裁员时,征收类似“失业保险费”的“自动化税”;为机器人劳工核算“虚拟工资”,并参照劳动所得税标准征税;使用机器人劳工的企业,其特定经营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将机器人执行的经济活动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根据机器人带来的外部经济影响程度,征收相应的庇古税;为人类劳动者提供与机器人所享税收优惠对等的抵销性税收优惠;对几乎不雇佣人类员工的企业征收“自雇税”;将机器人视作资本性资产,对其实施“负折旧”政策;对机器人征收自动化附加费,并将资金纳入主权财富基金进行积累与投资;参照碳排放权机制,对机器人使用实行“可交易许可证”制度并收取相关费用;上调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
叶永青说,在法学课本中,税收被定义为一种国家的行为。西方税收理论体系中,有观点认为税收本质是“公共服务的对价”,因为政府需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必然会产生相应成本,这一理论强调税收的“对价属性”,进而自然引导人们从“公共服务水平”出发,判断税收高低的合理性,同时也衍生出“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两种财税平衡思路。
金英顺认为,现行税收体系原则上是针对人类劳动者设计的,并不适用于“机器人劳动者”。由此引发的担忧是:未来不仅个人所得税税基将萎缩,社会保险缴费收入也可能大幅减少——要知道,劳动所得税本就是税收体系的核心。在大多数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约50%的财政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缴费。
尽管把机器人当成纳税人、征收“机器人税”与传统税收理论不符,但与机器人相关的税收问题已现实地摆在面前。在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未来机器人将渗透到人类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类功能各异、用途不同的机器人层出不穷,其涉及的税收问题也将更为复杂。
“机器人税”的提出,源于这样一种思考:如果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力,导致以劳动为基础的税收减少,就应当对机器人本身征税。基于此,将“机器人税”视为“惩罚性税收”“罪恶税”(sintax)或者“庇古税”。
金英顺称,机器人普及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就业岗位流失”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上,其本质与污染、烟草、酒精、含糖饮料等产生的负外部性类似,都是需要通过税收手段抑制的行为。因此,这类“技术罪恶税”有望抑制企业用机器人替代人力的趋势。但从立法逻辑来看,这属于一种基于恐惧的立法(fear-basedlawmaking)——即夸大机器人可能对社会造成的不确定性与负面影响,并基于社会公众的恐惧心理进行立法。
另一种争议来自机器人的法律人格。金英顺称,即便是AI机器人,在法律上也只能被视为人类的代理人,其创造的收益最终仍归属于使用机器人的人类主体,因此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并无实际利益。此外,机器人不具备行为能力,因此无法认定其法律人格。
金英顺进一步解释,只有当“赋予机器人作为纳税人的法律人格”具有实际利益,就像“认定机器人具备民事赔偿责任或刑事责任能力”具有实际利益那样,才有可能赋予机器人法人地位。
现实中,新西兰赋予了旺加努伊河与塔拉纳基山法律人格,厄瓜多尔宪法也明确承认“自然权利”;而欧洲议会早在2017年,就曾提议为机器人引入“电子人格”这一新法律范畴。
经济观察网由于季度末需求和即将到来的假期导致资金环境进一步收紧,香港隔夜借贷成本今年首次突破5%。香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在本周二跳涨130个基点至5.018%,为去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金吾财讯 据商务部消息,2025年1-8月,我国服务贸易稳步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52476.9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7.4%。其中,出口23004.4亿元,增长14.7%;进口29472.5亿元,增长2.3%。服务贸易逆差6468.1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280.7亿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1-8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20250.7亿元,增长6.7%。其中,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8547.2亿元、7131亿元,增速分别为3.6%、10.8%。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11784亿元,增长9.4%;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466.7亿元,增长3.2%;顺差3317.3亿元,比上年同期扩大747亿元。旅行服务出口增长最快。1-8月,旅行服务增长较快,进出口达14481.8亿元,增长8.6%。其中,出口增长57.6%,进口增长2.3%。
新能源越野车,续航不够怎么办?猛士M817给出了一个答案。9月29日,东风猛士科技与华为联手打造的豪华智能越野SUV猛士M817发布了长续航版——猛士M817 Max+版,官方指导价36.99万元。
猛士M817 Max+版,冲着新能源越野车用户普遍面临的续航和充电焦虑而来,与8月17日上市的猛士M817 Pro版(官方指导价31.99万元)、Max版(官方指导价34.99万元)组成猛士品牌的智能越野产品新矩阵,每款车差异化适配于“城市通勤、郊野露营、无人区穿越”等不同的使用场景。
宁德时代的电池、华为的智能,是猛士M817这款越野车受外界关注的重要卖点所在。
电池方面,猛士M817 Max+版标配50.4度宁德时代骁遥电池,CLTC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15km,城市通勤一周只需充电一次。对长途越野玩家来说,猛士M817 Max+版将CLTC综合续航提升至1365km,做到同级第一。
在家庭露营场景中,猛士M817 Max+版可实现“户外用电自由”,其支持最大6kW对外放电功率,包括电磁炉、电烤箱、投影仪等大功率电器可以同时使用,且可持续供电8小时。
“含华量”方面,猛士M817搭载全套华为乾崑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应用华为乾崑智驾 ADS 4、鸿蒙座舱 5、乾崑车云、鲸鳍通信、乾崑车控五大科技,成为“全球首款”全栈华为的豪华智能越野SUV。猛士M817 Max+也具备这些产品特点。
在越野实力方面,猛士M817的“磐石底盘+极猛动力+猛士智能全地形系统”三大核心技术,
及战甲车身的安全性、全车超过20个预留越野改装接口等产品特色,也在M817 Max+身上得到延续。
猛士M817三款车型的到位,使得猛士M817这一“智能越野SUV”的产品阵容变大,也标志着猛士“更城更野更远方”的智能越野版图全面落地,实现从城市道路到无人区荒野的全域覆盖。
“节假日得加班了”。长期负责债券发行承销的股份制银行香港分行投行部负责人邱鑫向记者感慨道。
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自贸离岸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下称《措施》),标志着重启发行的自贸离岸债有了明确的操作准则。
记者多方了解到,2019年—2023年上半年期间,自贸离岸债发行一度火热。但由于当时自贸离岸债采取“两头在内”模式(即债券发行人与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境内),不符合自贸离岸债创设初衷,于是相关部门通过窗口指导“收紧”自贸离岸债投融资,导致此后两年自贸离岸债发行陷入停滞。
今年6月,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5陆家嘴论坛表示要发展自贸离岸债,将遵循“两头在外”原则与国际通行规则标准,拓宽“走出去”企业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
中证鹏元国际评级部董事左一鸣表示,本次自贸离岸债重启发行的最大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债券发行人和投资资金均来自境外,通过更严格的“离岸属性”要求重塑市场。
邱鑫向记者透露,“十一”节假日期间,他将一面研究《措施》的具体条款与实施细则,一面与部分境外企业、境内客户企业海外子公司沟通,了解他们发行自贸离岸债的意愿。
“在《措施》出台后,总行要求我们年底能发行以境外企业为发行主体的自贸离岸债,且香港分行需联系更多境外投资机构参与认购。”他直言。这已被香港分行投行部门列入新的工作考核指标。
所谓自贸离岸债,是指在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发行、流通,依托自贸区特殊政策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运作的债券品种。
相关部门创设自贸离岸债的初衷,是推动人民币离岸交易,便利中资企业“走出去”融资,提升人民币跨境结算功能与稳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2019年—2023年上半年期间,自贸离岸债迎来快速发展期,发行规模一度从2019年的10亿元,达到2023年的837.14亿元。尤其是2022年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导致美债发行利率快速上升,令自贸离岸债发行利率明显低于中资美元债,成为众多境内企业“海外低息发债”的新选择。
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就自贸离岸债发行人而言,境内主体占据主导地位。2019年—2023年上半年期间,189只自贸离岸债里,180只由境内主体发行。
就发行主体类型而言,城投企业占比较高。2019—2023年期间,城投企业、非银金融、地产公司的自贸离岸债发行规模占比分别是72.34%、10.33%、5.33%。
就投资资金来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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